日前，由廣東美術館和徐悲鴻紀念館共同主辦的“往來千載一悲鴻：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展”在廣東美術館新館開幕。《奔馬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九方皋》《泰戈爾像》《簫聲》……畫家徐悲鴻筆下的70余件傳世名作來到廣東與觀眾見面，其中多件珍貴的國家級文物是首次出京赴粵展出。
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、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表示，從對傳統筆墨的現代轉化到西方寫實技法，徐悲鴻的藝術實踐始終貫穿著文化自覺與創新意識。這種開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徑，回應了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訴求，也為當代人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提供更為開放的國際視野。本次展覽既是對徐悲鴻藝術的深入研究，也是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戰略的學術呼應。
從傳統啟蒙到
融匯中西的成長軌跡
本次展覽是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首展。展覽以徐悲鴻的藝術人生為軸，通過73件代表作品與大量文獻，分為“江南徐生：啟蒙、求學與藝術蛻變（1895-1925）”“生于憂患：藝術教育與家國情懷（1926-1936）”和“自強不息：民族責任與美育思想（1937-1953）”三個主題板塊，深度解碼徐悲鴻的藝術人生。
徐悲鴻之孫、徐悲鴻紀念館副研究員、展覽典藏部主任徐驥表示：“此次我們根據不同時期梳理和展出徐悲鴻創作，包括過往很少展出的作品，比如徐悲鴻曾經到歐洲各大博物館臨摹的倫勃朗、庫爾貝、德拉克洛瓦等大師的作品，以及具有時代感和代表性的重要國家級文物，比如《愚公移山》《九方皋》等，還梳理出一些徐悲鴻當時收藏的書籍、畫冊，甚至他用過的油畫筆、刮刀、調色板等。希望能讓觀眾看到一個更全面的、更立體的徐悲鴻。”
“江南徐生”是徐悲鴻早年書信中自署的別號，既表明其江南籍貫，也暗示其儒學修養與自我認同。該單元通過珍稀史料與代表性作品，系統呈現了徐悲鴻從傳統藝術啟蒙、東瀛游學到巴黎深造的藝術成長軌跡。
在宜興時期，傳統筆墨的章法與意境構筑了徐悲鴻最初的藝術追求。這一階段的作品雖具程式化特征，卻為其日后融通中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。步入上海美專后，多元的藝術理念開闊了徐悲鴻的創作視野。留學日本期間，西方藝術的獨特魅力令其作品開始呈現對光影、透視與動態表現的初步探索。法國求學時期是徐悲鴻藝術生涯的關鍵轉折。在巴黎，他系統研習西方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技法，完成了造型與構圖的全面訓練，這一時期的作品有著鮮明的中西合璧特色，其人物肖像與花鳥畫作既保留傳統繪畫的意境與筆墨韻律,又融入西方寫實主義的精準刻畫。比如，此次展出的《簫聲》便是徐悲鴻留法期間創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畫。
此外，在展廳中，觀眾還可以看到《獅吼》《奴隸與獅》《獅子》等多幅以獅子為描摹對象的速寫。據介紹，徐悲鴻十分喜歡畫獅子，1921年至1923年期間，徐悲鴻旅居德國柏林，天氣晴朗時，必去動物園寫生。徐驥表示，縱觀徐悲鴻藝術生涯，對獅子的描繪從未停止，隨著祖國情勢、個人情感的變化，獅子這一藝術形象，逐漸由浪漫主義描繪轉為現實主義刻畫，由個人熱情升華成對家國情懷的寄寓。
生于憂患的家國情懷
徐悲鴻是在國家危難與社會動蕩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家，他將“生于憂患”這一理念內化為藝術革新的動力，1926年至1936年間，徐悲鴻通過系統整合歐洲寫實主義體系與中國美學傳統，在視覺語言革新與文化立場確立兩個維度實現突破，推動中國藝術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創造的范式轉型。
在藝術本體層面，徐悲鴻構建了具有方法論價值的融合體系。在造型語言上，他創造性轉化了達·芬奇運動解剖學原理，在《奔馬圖》中形成“形準而氣貫”的新范式——精確的肌肉結構與水墨寫意構成辯證統一，既突破傳統鞍馬畫的程式化表現，又超越西方寫實的機械再現。
取材于古代春秋時期九方皋相馬故事的大幅國畫《九方皋》，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作。畫中，九方皋叉腰昂首站立，目光灼灼地注視著前方的黑色駿馬。他的胸有成竹與身后兩個淺薄之徒的自命不凡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。“這是徐悲鴻筆下唯一一幅被拴上韁繩的馬。”徐驥介紹，徐悲鴻筆下的馬都是不套韁繩、追求自由的野馬、奔馬，而《九方皋》中這匹黑緞似的駿馬心甘情愿套著紅韁繩。對此，徐悲鴻曾解釋說：“馬也如人，愿為知己者所用，不愿為昏庸者所制。”他以馬喻人——有賢才的人更希望自己是一匹千里駒，能得到像九方皋那樣的發掘，找到用武之地，間接反映了徐悲鴻歸國之后的心境。在策展人張藝看來，徐悲鴻的藝術革新始終貫穿著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。
擔負民族責任
建構美術教學體系
徐悲鴻是近現代中國美術的奠基者之一。他的藝術理念、教育貢獻，以及對中西藝術融合的探索，都對當時的中國畫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徐悲鴻不僅為中國畫的改良、中國現代藝術的民族性與本土化提供了一種基礎堅實的風格樣式，更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體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在此次展覽中，徐悲鴻的巨幅中國畫《愚公移山》引人注目。該畫作是1939年11月徐悲鴻應泰戈爾之邀，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并宣傳抗日，于1940年7月完成畫作，以遒勁筆觸描繪了開山鑿石的壯觀場面。該作品將西方歷史畫敘事傳統與中國士人精神傳統對接，構建起兼具現代國家意識與傳統倫理價值的表達范式。徐驥表示：“徐悲鴻于歐洲學院繪畫體系中，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美術現代化進程所需的內核精神——對社會現實的深切關懷，并以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，投身到文化啟蒙運動中。”
展廳中，展出了許多徐悲鴻生平的照片與文獻資料。資料顯示，他留學歸來后，積極參與中國美術教育工作，先后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、國立美術學院（現中央美術學院）等機構任教，推動了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的發展。他提倡“寫實主義”教學，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和教育意義，對中國藝術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建構的“雙軌制”教學體系具有文化戰略意義。該體系以解剖學、透視法重構造型基礎訓練，同時通過筆墨課程延續文人畫精神傳統，形成“科學認知—人文傳承”的辯證結構。他提出的“師造化”教學理念，將西方寫生傳統轉化為本土化的觀察方法論。這種教育模式不僅培養出新一代美術人才，更塑造了社會主義美術的創作范式。
中國美術館研究員、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梁江認為：“徐悲鴻是現代中國美術進程中一個沒有辦法繞過去的大家，他對于中國的美術教育、藝術創作理念、傳統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。此次展覽在大灣區這樣一個重要地點展示，相信會給予我們很多啟迪。”
